黄帝陵

                                      
　　在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侵略曾使许多古老文明中断、没落或毁灭。但在东方的中国，任何外来势力只能侵占或征服它的土地，被它的文化所同化，却无法征服这个民族的文化和人心。中国文明的强固性、稳定性和包容性在此显示出它无与伦比的神奇。这一个奇特现象产生的根源，来自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而中华民族精神之形成，来源于中华民族5000年来对炎帝和黄帝的崇拜。
　　远古时期，原始先民们由于生产力低下，对大自然的现象无法认识，所以崇拜天地；由于对人类自身的繁衍无法认识，就崇拜女祖和男祖的神秘，于是产生了生殖崇拜。在由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进化到父系氏族社会后，由于原始氏族、部落和部落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各部族之间的识别标志——图腾，于是有了图腾崇拜。自从炎黄集团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后，在对炎帝和黄帝的崇拜中开始产生祖先崇拜。
　　中国各民族虽然都有自己崇拜的祖先，但追本溯源，最后都会归根到炎帝和黄帝那里。崇拜炎黄二帝，是中国人民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情结，对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具有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形成了炎黄文化和炎黄精神。
　　对于炎黄的崇拜，是产生祖先崇拜之始，已约有5000多年的历史。尤其在“黄帝崩，葬桥山”后，人民对他们的悼念和祭祀就没有间断。在这漫长的历史里，古籍中关于崇拜炎黄的记载很多。夏朝崇拜的祖先是黄帝，商朝和周朝崇拜的祖先是黄帝的曾孙帝俊，秦朝崇拜的祖先颛顼是黄帝的孙子。这都是公认的事实。《庄子·盗跖》说：“世之所高，莫如黄帝”。可见黄帝自古就有崇高的地位。在先秦典籍的祭祀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炎黄崇拜在当时非常广泛：《史记·封禅书》：“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在公元前422年，“作吴阳上畤，专祭黄帝”。孔子曾对宰我说：黄帝“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可见黄帝在死后，对社会仍有很大的影响，秦末农民起义时，刘邦响应陈涉，立为沛公时，曾“祠黄帝”(《汉书·高帝纪》)。人们正因为崇拜炎黄，才通过祭祀活动表示对他的怀念和颂扬。
　　西汉王朝建立后，刘邦重祠而敬祭，颁下诏书要求奉祀沿惯例进行。前116年，当汉武帝听到臣下讲述黄帝升天神话时，羡慕地感叹：“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后来他北巡溯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记·封禅书》)。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巡边，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溯方，临河北。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此时，司马迁在写《史记·五帝本纪》时，面对黄帝的种种传说，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对有关资料进行了严谨的筛选，“择其言尤雅者”，写成《五帝本纪》，使黄帝其人在我国的历史上，由传说进入“信史”阶段。25年，刘秀即位，定洛阳为都城。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祭祀活动，在祭坛的外坛上的五帝位中有炎黄二帝。后来的明帝、章帝等都不断有祭祀炎黄的活动。《后汉书·礼仪志》载，在当时每年立秋之前十八天的祭祀仪式：“郊黄帝。是日夜漏末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面执干戚，舞《云翘》《育命》。”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纷纷，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于黄帝的祭祀，或因战乱等原因而中断，或因桥山异说而分歧，但总的趋势是绵延不断。而且除帝王祭祀外，出现了名人祭祀活动及其赞颂的作品。如三国时曹植写有《黄帝赞》：“少典之子，神明圣咨。土德承火，赤帝是灭。服牛乘马，衣裳是制。氏云名官，功冠五列。”在415年，北魏太宗明元帝“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魏书·太宗纪》)；在418年，“以太皞及诸佐随配，侑祭黄帝”，与黄帝同时享受祭祀的不定期有太皞、帝俊、尧、舜四帝(《魏书·礼志》)；428年，世祖太武帝“东幸广宁，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魏书·世祖纪》)；460年，高宗文成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魏书·礼志》)。
　　在唐代，湖北随州厉山的炎帝陵就有祭祀活动(宋·罗泌《路史》)；唐高祖、唐太宗之时，每岁“季夏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帝轩辕，配后土”。从宋·李昉《黄帝庙碑序》可知，唐代宗大历中置黄帝庙于城北桥山西麓，宋太祖开宝五年(972)移建于今址。967年，宋太祖赵匡胤在湖北厉山建立了炎帝庙，后祭祀活动“三岁一举，率以为常”。1061年，宋仁宗听祭扫黄帝陵回京的大臣说，桥山栽植的松柏很多，而成活者少，历年损失大，于是命坊州(今黄陵)委派专人维护，整旧栽新。
　　在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以后，基本沿袭着中原对炎黄二帝的祭祀礼仪，按照《元典章》规定：伏羲、神农、黄帝是开天辟地的先祖，国家应当祭祀。但祭祀却由十大医师主祭，因为元世祖把黄帝作为医学的祖师。据《元史·祭祀志》载：1295年，“……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礼两庑。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师主之。”1325年，元朝廷为保护桥山黄帝陵不被不法之人损坏，特颁布了保护黄帝陵庙的法令，现有石碑见存。
　　在此以前，历代各朝对于黄帝的祭祀崇拜，因黄帝陵的所在地异说不同，祭祀也就不在一地。但自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统一对始祖的祭祀活动，在1371年根据“经典所载，考黄帝陵在桥山”，下令废除了元朝由十大医师主持祭祀的规定，重新规定对黄帝的祭祀活动，只能由皇帝或者由皇帝派遣的重要大臣前往祭祀，祭文由皇帝亲自撰写。自此后就把祭祀黄帝的活动固定在中部桥山，并改过去因有大事才祭祀的做法为定时派官员祭祀，此后就连绵不断。并设置了专门官员管理黄帝陵园，官封五品。在1374年，朱元璋还降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衮冕坐像一尊。明一代共进行了十次祭祀活动，并留下了祭文，现存于黄帝庙碑廊。同时，对炎帝的祭祀也有15次之多。
　　1644年清军入关进占北京后，顺治帝为了取得汉人的支持，采取了笼络政策，在1651年派专官赴桥山祭祀黄帝陵。此后，或为某帝即位、祝寿、或因歉收而祈福，或因皇太子废立，或为黄淮工程告成，或为“平定准葛尔大功”，或为“两金川大功”等，均撰有祭文，遣专官分别前去祭祀炎帝陵和黄帝陵。在260多年间进行了26次祭祀活动，每次活动的仪式十分隆重，规模宏大。
　　在近代，仁人志士们祭祀黄帝陵的就更数不清：有民族英雄丘逢甲，有李仲特、井勿幕、郭希仁、吴虚白等同盟会会员。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委派了一个15人组成的代表团，赴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致祭黄帝陵，孙中山还写了祭文。1918年，于右任由陕北赴关中，清明节到中部县拜谒黄帝陵，后编成《黄帝功德纪》一书。1935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遣官员致祭黄帝陵，并确定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每岁举行仪式”。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两党各派官员，自带祭文来到桥山，列队致祭黄帝陵，共产党方面的祭文是毛泽东亲自写的。1938年4月5日，国、共两党又一次共祭黄帝陵，蒋鼎文亲笔为黄帝庙山门书写“轩辕庙”大匾，程潜为大殿书写了“人文初祖”大匾。1942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原计划到中部祭黄帝陵，因故未能亲自祭奠，而亲笔写了“黄帝陵”三个大字，树碑于黄帝陵前。从1939年到1943年，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和陕西省政府年年清明节派专官到黄帝陵祭奠。而对炎帝陵的祭祀活动也从未间断。
　　新中国成立后，历年都派遣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到黄陵县桥山公祭黄帝陵。在1963年到1978年间，由于我国暂时遇到经济困难和继而发生了“十年动乱”，祭祀活动一度中断。直至1980年，才恢复了每年清明节公祭黄帝陵的活动。除此之外，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全国各地的名人名士，域内同胞，海外华侨纷纷前往炎帝陵和黄帝陵拜谒，人数日益增多，甚至连日本也有团体前来谒陵认祖。
　　我们在从古到今祭祀炎黄的活动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对炎黄二帝本人、功业、神奇、精魂、礼制是无限崇拜，无比敬仰的。所有的祭文一致颂扬炎黄的功德永垂万世，歌颂炎黄开物成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功德载籍，炳如日星，祈祷始祖的保佑。于右任先生在《黄帝功德纪》的自序中说：“黄帝公孙轩辕氏，实吾中华民族之元祖，吾中华民族有此生息昌大之疆土，有此博大悠久之文化，有此四千年震烁世界之历史，翳维黄帝，为国族之神。”“黄帝不惟为中华民族之始祖，抑又为中国文化之创造者也。”“我中华民族有如此之伟大，中国文明有如此之超远，实黄帝拓殖创造之功也。”海内外炎黄子孙都为炎黄的勤劳、勇敢和伟大的创造感到自豪，都为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感到骄傲。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对炎黄的崇拜，对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一，中华民族崇拜炎黄之人
　　神与人的重要区别，在于神是不死的，人是会死的。中国人崇拜炎黄和西方人崇拜上帝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人崇拜的上帝是神，是以上帝为主体，人是被动的，崇拜的结果是使人们认为人类的一切成就都是上帝恩赐给予的，上帝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中国人崇拜的炎黄是人，他们有生有死，体现了人是社会生活和自然界的主体，是自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崇拜的结果，是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文化的种种成就都是人自己创造的，人是伟大的，使人自身的能力得到了确认。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中国神话里创造世界的盘古、夸父都有生有死，是人的化身。崇拜炎黄，也就是崇拜人自己，它显示的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倾向。
　　为民谋利是一个领导者所应具备的基本品德。人民崇拜炎黄，还因为炎黄本人的品德高尚，有利国利民的奉献精神。“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篇》)。神农炎帝为了民众的利益，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而去尝百草，亲身试验毒性。这种舍己为民的精神，该是多么高尚!因此他以德高而服众，“甲兵不起而王”。黄帝更是养性爱民，不好战伐：“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他刚强正直，从不屈服于任何邪恶势力，在忍无可忍时，才迫不得已起兵迎战。黄帝主重德治，修德养民，任贤用能，心系人民。嫉恶如仇，宽厚仁慈，对那些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之徒，不管其职位高低、关系亲疏，一律严惩不贷。人们崇拜炎黄，是敬仰他们的为人：“君生上古，继天立极，作蒸民主；神功圣德，垂法至今”(1371年明太祖祭黄帝文)。炎黄这种仁人君子的完善人格，给中国政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人的存在价值在于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炎黄作为一种象征而成为后世政治家模仿的楷模。
　　几千年来，整个中华民族都为炎黄始祖而骄傲，为自己是炎黄的子孙、龙的传人而自豪。这种血统上的认同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起着极大的凝聚作用，无论走到天南海北，遇到任何华裔，即使素昧平生，只要自认是炎黄子孙，便立即有一种亲缘的感觉。炎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先，是中华民族的根，他们随时都在无声的告诫人们，你们是从这儿来的，你们的根在这里!所以，中国人在情感上从不会对生存根基产生迷失，有的只是生存根基的优越感，对根的依恋及对亘古本土文明的自信与自矜。
　　其二，中华民族崇拜炎黄之业
　　人们崇拜炎黄，是因为炎黄在远古创立的千秋大业具有深远的影响。“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城，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淮南子·主术篇》)。“神农度四海内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一万里”(《广雅·释地》)。“自天地设辟，未有经界之制，三皇尚矣。诸子称神农之王天下，地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万里”(《玉海》卷二引《帝王世纪》)。我们可以看出，在黄帝之前，炎帝的事业十分辉煌。天下治理的非常好，地域很广阔。经过800余年，炎帝旧的农业时代才逐渐衰微。
　　如果说炎帝时还存有原始社会无为而治的浓厚色彩，而黄帝的强盛和胜利则意示着新时代文明的开始。黄帝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政权，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它官以云名。“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万国和顺，归于一统，并有许多发明创造，增加了财富，显示了自己实力的强大，比原先那个原始的、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来大不相同：“黄帝继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韩诗外传》卷八)由于黄帝实现以德为主、德刑相济的为政方针，因此，整个社会稳定而有序，呈现出一片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的局面，对此史书上多有记载。如“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管子》)“耕者不侵畔，渔者不争岸，抵市不预，贾市不开，鄙商旅之人相让以财，外户不闭”(《轩辕黄帝传》)。黄帝所到过的疆域也非常辽阔：“东至于海，登丸山，至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史记·五帝本纪》)比炎帝时期又有所扩大。
　　由于炎黄时代古远，缺乏记载，传说又由于历史的变迁而发生了许多嬗变，因此后人多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大和功绩，其实第一个把无数个原始氏族和部落统一在一个政权下，使天下归一、走向文明的乃轩辕黄帝。“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1937年毛泽东祭黄帝文)正因为有了炎黄的榜样，后世人们无限崇拜他们的这些伟大业绩，所以此后中华大地上才有了“分久必合”的历史发展规律，而秦始皇只不过是把因周室衰弱而形成纷乱的战国重新归于一统罢了。由于黄帝把万国氏族归于一统，形成了亲和力，又因为他政权的稳固、强大和生产、文化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氏族，使人们在文化上产生的认同思想，发展成民族的认同思想，形成我国民族团结统一的传统文化特点。因此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上虽有过多次分裂，但最后终归于统一。这种民族精神，在炎黄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中华民族崇拜炎黄之神
　　“神”指人的精神、意识，是玄妙、神奇的意思。人类之区别其他动物，首先即在于创造。其他民族多流行神创世说，中华民族则流行盘古氏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塑造的都是劳动创造世界、改造自然的开拓者形象，体现的是一种人生的价值取向、人的生活态度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炎帝时期，原始先民们由于生产力低下，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是炎帝教人们种五谷，增加了粮食的收获，是他尝百草，验毒性，使人们懂得用草药治病，保住了许多人的生命。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由于先民们对自然常识缺乏认识，对炎帝能知道这些无不感到充满玄妙和神奇，进而进行崇拜。
　　黄帝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创造：“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酋作算数，容成作调历，沮诵、仓颉作书。”“胡曹作冕。伯余作衣裳，夷作鼓。伶伦作磐。伊寿作镜。於则作屝履”(《世本·作篇》)。当时所创造的衣食住行的物质、养蚕作衣或是制作舟车房屋、弓矢杵臼、饲养牲畜以及所制造的各种器物，如石器、玉器、陶器、木器、竹器、蚌器、编织器等，尽管仍然是原始的，但较之以前都是伟大的进步，在现实生活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个新时代的面貌。人们对涌现出这么多的文明感到神奇和玄妙。于是把黄帝视为神明，加以崇拜，黄帝自古在我国人民心目中就有崇高的地位。
　　物质是基础。远古时期的炎黄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创造了衣食住行的物质文明，奠定了华夏民族进化的基础，同时也不断创造着精神文明和文化，以丰富人们的生活。不论在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不论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凡农业和手工业、天文、历算、医药、政治、军事、艺术等诸多方面，都可以举出大量举世公认的事实。这种创造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和不断革新进步的精神和品格。“伏念我皇祖干戈靖乱，统一华夏，披山通道，未当宁居……我黄祖发明制作，肇启文明，任重致远，以利天下” (1935年陕西各界祭黄帝文)。在中国历史上，崇拜这种积极创造的精神对后世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我国的四大发明促进了世界的进步，科技水平也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近200年来虽有所落后，但目前突飞猛进赶超国际水平的精神却源于炎黄。
　　其四，中华民族崇拜炎黄之魂
　　“魂”在古籍中含义颇广，但主要指灵魂和精神的作用。炎黄二帝生前对人民做了许多好事，重视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以“德”冠帝位。在他们生时，人民得到他们的无数恩惠，无限崇拜他们，在他们去世后，他们的精神永存人们心中，并把它口耳相传，世代传颂。
　　炎帝神农教天下种五谷而食，尝百草“救夭伤之命”，是一种爱民、利民精神。先秦典籍中关于黄帝爱民的记载也非常繁多：“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万机论》)“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管子》)“帝理天下十五年，忧念黎庶之不理，端聪明，进智力，以营百姓。是时，庶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无羡欲之心，邻国相望，鸡犬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轩辕黄帝传》)。可见，炎黄二帝很重视民，他们的“德”政，都体现在利民爱民上，那时尝百草种五谷，发明衣服房屋舟车药物等，都是为了改善民生，免除民间疾苦。“厚德载物”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述，其哲学基础是民本思想，实际上就是君主重民爱民、保民惠民的思想。重德精神是追求道德自觉的崇高价值、确立人生行为的准则和最高的理想人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相当发展。这种思想观念，是中华民族伟大品德的精华，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生机。“惟不扰民，民怀其德”(1688年清康熙祭黄帝文)。后世帝王中，凡以“德”治天下者，人们都称颂为“明君”，凡不以“德”治天下者，人们都骂其是“昏君”“庸君”。这个“德”的标准，就是炎黄的德政：“追维明德，奉天怃民，盛治弘勋，万世永赖”(1600年明神宗祭黄帝文)。
　　其五，中华民族崇拜炎黄之礼
　　关于“礼”，《说文》的解释是：“祭神以致福”，《词源》的解释是：“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社会生活中由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为大家共同遵守的仪式。”
　　在关于炎帝和黄帝的许多神话、传说和典籍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炎帝时期和黄帝时期的社会活动就建有一定的礼制。“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子·画策》)。“神农理天下，欲雨则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尸子》卷上)。炎帝时期的礼制虽然很简陋，很原始，但我们从中依然可以看出是建有一定社会规范的。而黄帝时期建立的礼制，则比炎帝时期更广泛、更明确：“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孰。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淮南子·览冥篇》)。正因为黄帝时期制定了这样的礼制，创造了这些文明，才使我们中华民族脱离了与鸟兽为伍的状况，奠定了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基础。“德泽洽于万方，轨范昭于百世”(1737年清乾隆祭黄帝文)。中华民族崇拜炎黄二帝创造的文明和体制，五千年来始终把他们尊为“人文初祖”，顶礼膜拜。
　　“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见极，临治黎元。始作制度，规矩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1937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祭黄帝文)。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化认同、思想沟通、情感联系、道德观念，莫不来源于对炎黄礼制的崇拜。没有炎黄初创的礼制基础，就没有中国在长期的历史中所保持的团结、统一、稳定和进步。中国历史发展中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思想一直表现得非常强烈，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立足于东方，并且在近代100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狂潮中没有灭亡，岿然屹立，恋根与崇古，怀旧与守诚，目标的认同感、文化根基本身源于炎黄是很重要的原因。
　　“盖闻功莫大于怃世建国，德莫崇于厚利生民，勋莫高于勘暴定乱，业莫彰于创制修文”(1935年国民党中央执委祭文)。炎黄二帝是中国各民族团结和统一的象征。司马迁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中华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都来源于对炎黄的崇拜。中国古代文明的这些特性也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之中，它铸造成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重德爱国、顽强勇敢、坚忍不拔、刻苦耐劳、能适应任何环境的性格。这个民族具有珍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及道德观念的共同心理，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内聚力。中华儿女无论移居到世界任何地方，都能保持自己的品格、气质和文化传统，都能意识到自己是炎黄子孙，都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基和力量。
　　选自《汉民族的历史与发展》 岳麓书社 1998年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